【台灣慈善榜樣：全球最大佛教慈善團體慈濟登陸】《大陸》主編寄語 2011.11.30 鳳凰週刊2011年，被稱為中國慈善事業淪陷之年
先是“郭美美炫富事件”令中國紅十字會遭遇信用危機，繼而“盧美美事件”讓中非希望工程背後的青少年發展基金會變成另一個被網友“人肉”揭黑的對象， 近日河南宋慶齡基金會先後被曝以善款放貸炒房以及定制天價雕像……國內三大公益基金，遭遇全民公審。
慈善應當怎樣做？國內一時無人能夠給出答案。但北京早已認同慈善組織對於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並希望它們能成為政府的有力助手，印證之一是：將唯一一塊境外NGO落戶大陸的“准生證”，慷慨頒給了台灣的佛教慈善組織慈濟。
這不是慈濟創造的唯一奇蹟。似乎全世界所有的門，都會為慈濟而打開。近半世紀來，其滲透力和影響力超越國界、種族、政治紛爭，最終以分布在全球46個國家、297個據點、上千萬名會員，200多萬名志工的規模，成為全球最大宗教慈善組織。
規模巨大，卻行動高效，且信用記錄近乎完美──慈濟，正是當下中國大陸需要的榜樣。
Tzu Chi Foundation
台灣慈善榜樣
全球最大佛教慈善團體慈濟登陸內幕 2011/11/30 鳳凰週刊
記者 鄭東陽
2011年10月9日，美國羅斯福基金會首次移師至國外頒獎，他們將最重要的獎項“傑出公共服務奬”第一次頒贈給非美國人──台灣慈濟基金會創辦人證嚴法師。
能在花蓮慈濟總部靜思堂接受羅斯福基金會董事長安娜．艾黎娜．羅斯福的親自頒獎，的確是件值得驕傲的事。不過證嚴法師對於獲獎也許習以為常，她曾獲得“艾森豪威爾國際和平獎”，而她創辦的慈濟幾乎在所所有落地國獲得慈善獎， 甚至包括中國大陸的中華慈善獎。
今年4月21日，美國《時代》雜誌公布2011全球年度百大最具影響力人物“TIME 100”，證嚴又是今年台灣唯一上榜人物。《時代》形容她是“華人世界的特雷莎修女”──既是超凡脫俗的精神領袖，也是行善效率驚人的非營利組織領導人。
不過，《時代》派人前去拍照時，證嚴仍在與志工討論日本的賑災細節。向這一獎項表達了致意後，她表示自己不會赴美領獎。
事實上，她從未離開過台灣。不過，她一手創建的慈濟基金會，滲透力和影響力早已超越國界、種族、政治紛爭，最終以分布在全球46個國家、297個據點、上千萬名會員（長期捐贈者）、200多萬名志工的規模，成為全球最大宗教慈善組織。
“9．11”事件中，只有三個團體被批准進入現場救災；國際紅十字會、基督教救世軍（基督教最大的慈善組織）和慈濟。而在日本地震之後，日本人捧到的第一口熱飯，也是慈濟志工和青年隊送上的。
在中國大陸，雖然慈濟早20年前即進入並實施賑災和援助，民眾卻在2008年汶川救災中才注意到這個來自對岸的龐大慈善帝國。
2010年8月，慈濟在大陸正式掛牌落地。它掛起的“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的牌子，是大陸政府頒給境外民間組織在華的第一塊落地“准生證”。2011年底，慈濟在蘇州投資2.4億元興建的大陸總部將落成，這個總面積達6萬平方米的園區，包括禮堂和展覽館以及醫療機構，超過國內一切慈善組織總部。
這個高調的落戶，令人驚歎其低調行事背後沈默的力量。外界更開始關注當局的“破冰”之舉，會否成為境外組織在華發展的新起點。
從“繞墻”開始的“登陸”
1991年，華東和華南發生的一場大水災讓慈濟和大陸官方有了第一次接觸。彼時馬英九的政治生涯剛剛起步，而在經過數十年軍事對峙後，兩岸的官方接觸才剛剛開始。
慈濟基金會副執行長王端正率領的賑災小組到達北京後，與大陸官員的初期交涉並不順利。北京的警惕狀態尚未從政治風波中舒緩，對宗教團體尤其在意。
當時，慈濟的創辦人證嚴法師剛獲得有“亞洲諾貝爾獎”美譽的菲律賓麥格賽賽“社區領袖獎”，聲名遠播，大陸官方也因此對證嚴及慈濟有一定信任，但仍然表示希望慈濟直接捐錢，交由大陸政府統籌分配。這和慈濟的賑災原則不相吻合──慈濟希望自己的志工能到災區直接發放物品和善款。
頗為難得的，此次大陸官方主動提出對話，以解決彼此歧見。時任民政部副部長閻明復約見王端正，慈濟主動表示會做到“一個目地、兩個原則、三種不為、四類物資、五種協助“，並得到閻明復的認可。
此後，這一總結出現在慈濟向大陸官員自我介紹的各個場合：“一個目的”指的是慈濟只為賑災，没有其他目的；“兩個原則”即直接、重點，選擇特重災區；“三個不為”則體現在不談政治、不刻意傳教，不搞宣傳，不把大陸的受災之痛拿到台灣來宣傳；“四類物資”是用以解決災民溫飽、衛生、居住、教育四方面問題的援助。“五種協助”是希望大陸各級政府能為慈濟提供災民名冊、車輛、發放地點等五個方面的協助。
慈濟成立於台灣“解嚴”之前，
經歷過那個民間組織被嚴格
控制的年代的訓練，所以很快
就適應了大陸的環境。
顯然，慈濟有備而來，他們從一開始就學會了“繞墻”。慈濟成立於台灣“解嚴”之前，經歷過那個民間組織被嚴格控制的年代的訓練，所以很快就適應了大陸的環境，這些公開承諾成功緩解了大陸官方的憂慮，在民政部的安排下，慈濟賑災小組得以在第二天直飛安徽合肥。
習慣迎接考察團大陸地方政府面對親自來救災的境外團體多少有些不適應。“尤其我們從台灣來的，又打著佛教名號，他們不知道該怎麼對接。那個年代台商還少，台辦系統不像現在這樣有效率，後來我們向縣長介紹說我們的性質和‘紅十字會’一樣。卻没想到，地方的‘紅十字會’會長竟然由一個縣領導兼任，後來，他就以這個身份來和我們商量如何參與救災。”一位慈濟委員說。
各種磕磕碰碰後，首次大陸災難救濟行中，慈濟在三個水患嚴重的省份蓋了3000多座臨時安置屋舍。
這次救濟獲得了大陸官方的初次認同，卻在島內引起爭議。
“許多憤怒的民眾打電話前來責備，電視台現場接聽外線節目更是天天駡不停， 大家說‘台灣都救不完了，怎可拿錢救大陸’？那個時候兩岸關係還比較緊張， 甚至曾有情緒激動的民眾提言要火燒慈濟靜思精舍”曾親歷這次救災行動的慈濟委員邱玉芬說。
兩岸關係成為慈濟需要繞過的第二堵“墻”
這也是證嚴法師第一次在台灣遭遇質疑。此後發生的千島湖事件、1996年台海軍演危機導致兩岸關係格外緊張，幫助“敵對者”的慈濟都因此受到連累，飽受民眾批評，部分捐贈者因為慈濟在大陸的慈善行為而停止捐款，一些資深的委員和志工甚至向證嚴當面諫言，希望證嚴能暫緩救助大陸的工作。
“天下只有受苦需要幫助的眾生，何來敵我之分？在國際間，不管是哪一個種族。
國籍、膚色、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胸懷都是一致的……“證嚴在電視台、《慈濟月刊》上發表了系列談話，漸漸打消了來自內部的顧慮。
可貴的是，雖然台灣民間有非議，但在經濟上推行“戒急用忍”政策，反對台商大規模登陸的李登輝政府卻並没有向慈濟施壓，李登輝甚至頒贈慈濟一塊“慈悲濟世”的匾額。
扁政府期間，陳水扁也曾多次走出“總統府”，充當慈濟的義工。
在意識形態嚴重對立的台灣，慈濟成為藍綠間恒定不變的共識，尤其是在“外交”困境下，和台灣權有的23個“邦交國”成績相比，慈濟等NGO推廣台灣軟實力的力量顯然更大。
低調行善大陸20年
首次綠燈開啓後，慈濟在之後的20年內，頻繁在大陸行善，累計援建了4400多戶“慈濟大愛屋”；50多所學校以及多所敬老院、婦幼中心、醫療大樓等， 足跡遍及28個省、市、自治區，重大工程則有甘肅集水抗旱水窖工程暨移民遷村援助和貴州扶貧暨遷村工程等。
2004年，慈濟基金會在蘇州設立慈濟慈善志業中心有限公司──在中國大陸的大部分境外和民間NGO都這種方式運作，公司官方資料稱，其主要從事殘疾人、低保戶救濟，愛心志工培訓，血液病患者更換造血細胞等多項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以及環保教育推廣及兩岸人文交流等活動。
此後，慈濟又在蘇州和厦門成立了靜思書院，靜思書院實際上成為慈濟的大陸指揮部“書院是獨立的機構，不接受供養，也不占用基金會的任何資源，收入主要靠賣證嚴師傅的書籍，收入也用於捐贈。”邱玉芬說。
邱玉芬曾多次擔任護髓志工。骨髓捐贈是除了靜思書院、災難救濟外，慈濟對大陸的又一項貢獻。自1993年慈濟骨髓捐贈中心成立後，在兩岸未“大三通”的很長時間裏，護髓志工往往必須從慈濟總部所在地花蓮機場飛往台北松山機場， 再搭車至桃園機場飛往香港，再由香港飛往大陸患者所在的醫院截至2010年8月，共有935例大陸病患接受過中心安排骨髓移植。
不過，直到汶川地震，台灣的慈濟才被大陸公眾注意。尤其當旺旺、台塑、鴻海、康師傅、統一等台灣著名企業的企業家們以慈濟志工的身份出現在汶川災區， 慈濟成為媒體焦點。
2008年汶川地震，慈濟的志工第一時間到達災區賑災，並且將募到的近5億元人民幣（按當時匯率計算）善款用於災後重建，迄今已建了13所學校。這場地震中，慈濟啓動的“安心、安身、安生”賑災計劃和重建模式引起了大陸媒體關注，進而大陸人開始驚歎它的組織模式和龐大會員數。更讓人驚訝的是，這樣一個組織已經在大陸活動近20年，能如此低調。
國家宗教局副局長齊曉飛曾回憶，第一個告知他汶川地震消息的是慈濟，他進入災區跟的是慈濟賑災團的腳步，喝的第一碗湯是慈濟人給的。
身穿海青色制服的慈濟志工給大陸災民和媒體留下深刻印象，這些自己承擔機票等費用的志工們在災後前3個月中集中提供了81.8萬份熱食，並建立醫療站；3個月中，1374人次的醫護人員為4.6萬人次提供義務醫療診治和心理撫慰。重建過程中，慈濟幾乎全程不假手他人，盡可能自己主導下完成工作，重建過程中，慈濟的專業工程師營建志工團隊堅守工地，進行工程質量監督。而在善款收支明細方面，慈濟也體現了“與眾不同”，幾乎每一筆善款的運用都得到公示，甚至細致到發放了多少條毛毯、多少個環保碗筷、多少人受益，整個善款流向接受所有捐贈人的監督。
與大陸官方的良性互動
曾有來自大陸的民間組織頗為不平，認為慈濟在汶川地震期間幾乎獲得了其他NGO羡慕的一系列“特權”，如第一時間准許其組織大量志工前往災區、無需將善款交由大陸有關部門安排、可以自己承建學校等工程項目等，這些都讓慈濟在大陸獲得完美亮相。
在大陸，NGO的發展空間除了其自身質素條件外，最具決定性作用的即是官方態度。慈濟能獲得這些“特殊待遇”，絶非偶然。
首先是因為慈濟自身在組織模式和行為模式上做到了讓官方放心。
慈 濟雖然規模龐大，但成員並非以組織化的方式存在，其在大陸的委員和志工是已在大陸站穩腳跟的台商及其眷屬，他們因救濟訪貧產生的費用完全自理。雖然有些台 商在自己經營的營業場所擺放慈濟功德會的出版品，供人免費取閱，但在公開場合絶少宣揚。這種組織方式，不似大陸政府比較排斥的NGO組織系統－這與台灣《聯合報》當年對慈濟之所以能獲得成功在於“不問政治、不傳教”的評價相似。
其次，與官方的關係，也是慈濟及其委員們長年經營的結果。由於許多台商和他們的夫人在大陸地方政府有廣闊的人脈網絡，通過他們，大陸各地官員對慈濟有了一定認知和好感，“以至於在新疆、西藏這些比較敏感的地區，慈濟也常會受到歡迎”，一位在上海經商的慈濟委員說。
除了不主動撞墻外，慈濟十分擅長“政府公關”，並熟悉大陸官方語境。除了慈濟剛硬的原則性引起一些爭議外（如慈濟希望確立若干點獨立支援，不希望其他組織介入；而官方認為，在大災面前，協調和配合政府更為重要），大部分時間， 慈濟和官方保持良性互動。
“原國台辦王兆國主任、原民政部閻明復副部長、陳雲林會長……還有一些省市自治區的領導，他們都是幫肋過慈濟的人。”在接受《鳳凰周刊》記者專訪時，慈濟基金會發言人何日生列出了長長一串“感謝名單”。
慈濟基金會副執行長王端正在和大陸地方官員接觸時，總會提到他被時任中台辦主任的王兆國“表揚”的細節。“有一次，王兆國問我，在大陸跑了幾個省了， 我回答“跑了幾個省說不清，只能說還有少數幾個省没跑，比如黑龍江和西藏。’王兆國一聽。說：‘你去的地方比我還多。’”
更為難得的是，慈濟的努力也影響了大陸官員的觀念。在汶川地震期間，四川省台辦、宗教局的官員甚至把自己及親友的孩子送到慈濟援助點當志工。而在多個場合，一些大陸官員也多次公開向慈濟人頻頻鞠躬致敬。
最終，慈濟順利“登陸”，而民政部、國台辦、宗教局被視為其“登陸”的三大助手。
2006年，慈濟成為民政部設立中華慈善獎境外唯一的獲獎者，四年後，慈濟和國際小額信貸領袖、窮人的銀行家默罕默德．尤努斯又共同分享了第三屆“中國消除貧困獎”全球獎。有評論認為，慈濟一系列舉動不權信守了最初的承諾，還贏得大陸政府的信任，不再被懷疑它別有用心，因此最終才開啓了慈善事業新的里程碑－正式“登陸”掛牌。
“2010年8月20日，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在江蘇省蘇州市舉行掛牌典禮。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為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揭牌，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會長葉小文，國家宗教局副局長齊曉飛以及中央統戰部、民政部、國務院台辦和江蘇省、蘇州市有關部門負責人出席典禮。”
看似普通的新聞通稿，寫盡慈濟耕耘大陸20年、一朝得以“著陸”苦心經營。
早在2008年就被大陸官方批准在大陸成立基金會，卻到2010年才掛牌，除了因為汶川地震、莫拉克救災等客觀因素掛牌被迫推遲外，大陸主管機構、省市領導總是難以湊齊時間出席也是重要原因──顯然，慈濟希望掛牌儀式能有高官出席，以彰顯官方對其的支持力度。
大陸成慈濟未來工作重心
慈濟早年決定到大陸賑災的目的之一便是希望能減輕兩岸敵意的目標，但直到達宋訪問大陸前，這個目標一直都没有很好地達成。慈濟因為在大陸行善在台引起眾多非議，很長時間裏，慈濟會員都盡量避免談及此事。
如今，台灣人已經不再反對慈濟在大陸行善，而且慈濟用於大陸各項慈善項目的資金大部分捐款來自島內捐贈。
進一步的，台灣NGO帶來的“台灣軟實力”，不權權是人道援助。“不少台灣NGO希望能和大陸方面進行一個村一個鄉的實地交流，因為只有實地工作，才能讓大陸老百姓認識台灣，以及台灣人的價值觀。”台灣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所長林德昌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稱。
央視主持人白岩松在獲邀參加慈濟《靜思語》首發儀式時稱，大陸正處在一個頻頻跌破倫理底線時期，奶粉裏可以有三聚氰銨，橋墩裏可以填充垃圾，這些是大陸面臨一個嚴重挑戰，《靜思語》的出版將使更多的大陸人分享證嚴上人的智慧，對大陸倫理道德的重塑具有積極意義。
在慈濟獲准“登陸”後，大陸已經被慈濟視為未來的工作重心，慈濟投資數億元在原蘇州第21中學校園興建的慈濟園區計劃2011年啓用。這個園區總面積達6萬平方米，比現有地點大3倍以上，屆時慈濟大陸總部將搬遷過去，成為永久性會址，發展預防醫學、義診、志工培訓人文講座等種社會服務。
“慈濟大陸基金會總會選在蘇州主要是因為周邊上海、昆山等地台灣人眾多， 再加上江蘇省及蘇州當地領導大力支持，將可落實”‘愛心在地化’，未來還可能在厦門、上海、成都等台灣人聚集多的地區，陸續成立辦事點或申請分會“何日生說。
目前，慈濟“登陸”的效應已經凸顯。每逢災難發生時，在大陸各種慈善論壇上， 網友們都在詢問如何向慈濟等台灣NGO捐款不過，讓他們失望的是，雖然被允許登陸，慈濟卻還不能進行日常公開籌款，登陸的形式意義遠大於實質意義。
即便如此，一些境外NGO還是從慈濟身上聞到大陸官方“開放的氣息”大陸對“人民團體”的管理一向嚴格，目前大陸全國性的基金會不過十餘家，都是經過再三考核才准予設立的；帶有宗教性質的團體更敏感與復雜，要通過審查是難上加難。
路透社的評論注意到，除了慈濟獲准掛牌外，北京、上海的博物館在利瑪竇去世400周年的2010年陸續舉辦了相關展覽，中國允許舉辦一個紀念西方天主教神父的展覽，同時讓慈濟掛牌，都被其認為是對其國際形象、軟實力起到了加分的作用。
